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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炎黄春秋》之死

时间:2016-07-24 00:00来源:端传媒   作者:洪振快 点击:
《炎黄春秋》之死

前任执行主编亲述:《炎黄春秋》之死

《炎黄春秋》作为共产党内改革派发声阵地,经历江、胡、习三代,在习“扶红、打黑、争灰”的舆论管理思维中,终被判死刑。

 

2011年7月《炎黄春秋》创刊二十周年时工作人员合影。前排左起为时任副社长李晨、副社长杨继绳、社长杜导正、总编辑(兼法定代表人)吴思。右上角(后排右一)为洪振快本人。
2011年7月《炎黄春秋》创刊二十周年时工作人员合影。前排左起为时任副社长李晨、副社长杨继绳、社长杜导正、总编辑(兼法定代表人)吴思。右上角(后排右一)为洪振快本人。图片:洪振快提供

 

风波不断的《炎黄春秋》杂志,近日高层人事安排大换血,官方人马全面入驻接管,终于在7月17日,由社长杜导正签名,宣布即日停刊。

曾任杂志执行主编四年多的洪振快向端传媒表示,杂志社与官方指定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官司还在打,但杂志社人员已不能正常办公,他17日探望留医的杜导正,杜导正在病床上看了停刊声明的草稿,“真正签名可能是在今天(18日)”。

创刊25年,向以治史鉴今、敢言求是而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派发声之地的《炎黄春秋》曲终奏雅,对于中国思想界、知识界、新闻界、政界,意味着什么?以下为洪振快撰文见证的《炎黄春秋》之死:

本人曾任《炎黄春秋》执行主编四年多时间,在2014年的变更主管主办单位风波中辞职。当时,辞职的还有总编辑吴思、执行主编黄钟和网络总监张晓鸥。

根据最新出版的第7期杂志上的人事信息,结合7月14日下午传出的文件,以及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,《炎黄春秋》此次人事大换血,官方的安排是:

  • 从1991年创刊以来一直任社长、有70多年党龄、80年代曾任首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(兼法定代表人),被免去职务,挂顾问虚衔(没有任何实际权力);
  • 从今年5月份开始任副社长的胡德华(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),免去副社长职务,挂顾问虚衔;
  • 原副社长李晨(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之女),被褫夺所有权力,相当于扫地出门;
  • 从5月份起新任总编的徐庆全、新任副总编的王彦君,原任执行主编的冯立三、丁东,全部新聘为副主编(《炎黄春秋》原来一直没有这一职务);
  • 杜导正女儿杜明明由原来的执行主编升任副社长(在三个新聘副社长中排第一)。不久前,还有一位原财务总监被免职。

新派6名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(《炎黄春秋》现主管主办单位,简称艺研院)工作人员入杂志社任职:贾磊磊出任社长,郝庆军出任总编辑兼法定代表人,张锋波、王瑜瑜新任副社长;陈剑澜、柯凡出任副主编(类似原来的执行主编)。

这6人,贾磊磊为艺研院副院长,郝庆军艺研院所属《传记文学》杂志主编,陈剑澜是艺研院所属学术期刊《文艺研究》的副主编,其余为研究人员,而且研究领域均为文艺,而《炎黄春秋》主要刊登历史、政治类文章。同时,原来的杂志最高权力机构──社委会被取消,官方接管财务、新媒体内容发布的人员在人事变动决定宣布后马上进驻杂志社。

一年半前,官方意图通过变更主管主办单位加强对《炎黄春秋》控制,此番人事大调整,乃是控制的进一步强化。官方决心通过人事调整,逐步完成对内容的控制,这种决心只能来自最顶层。

 

7月17日,《炎黄春秋》创刊社长杜导正在病床上。
7月17日,《炎黄春秋》创刊社长杜导正在病床上。摄:洪振快

 

 

三大内容“八不碰” 人财采编相对独立

《炎黄春秋》是个很独特的杂志。

《炎黄春秋》的主要内容,一是中共党史、军史、国史上重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,能够提供历史内幕,包括中共最高层在重要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;二是对中共历史上的错误如肃反、大饥荒、文革等进行反思,以期总结历史经验,避免重犯错误;三是对重大理论问题即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看法,力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。

按照社长杜导正的看法,杂志在历史问题上遵循中共历史问题决议,在理论、方针上遵循八二宪法(1982年通过)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。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面,杂志主张秉持不虚美、不溢恶的精神,实事求是地作出客观评价。

经过长期的博弈,杂志社与官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,八个方面的内容不碰,即杂志不能刊登涉及和主张这八个方面内容的文章。所谓“八不碰”包括:军队国家化、三权分立、六四、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、多党制、法轮功、民族宗教问题、刘晓波(在艺研院提供的协议版本中,此点改为宪政)。除此之外,官方默认杂志可以刊登。

在中国大陆,这已是其他媒体所不能享有的特权,因“八不碰”之外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开拓,尤其是历史问题。但实际上,并非所有内容都能刊登,官方还是经常提出某些文章违背“重大选题备案办法”,触碰了底线。杂志每期刊登20篇文章光景,经常被指出有三四篇“违规”,甚至七八篇“违规”。

在中国大陆,私人不能办报办刊,所有的报刊都必须有一个国有单位作为主管主办单位。 《炎黄春秋》的主管主办单位长期是“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”。

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5月成立,是一个主要由省部级退休干部参加的民间社团,会长通常是退休的副国级领导人,首任会长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周谷城、执行会长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萧克上将,此后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等人曾任会长,现任会长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。

十几年前,中国艺术研究院曾经是《炎黄春秋》的主管主办单位,后主动放弃主管主办职责,2014年,中宣部指定,中国艺术研究院重新成为《炎黄春秋》的“婆家”。变更理由是:《炎黄春秋》是新闻出版单位,新闻出版单位全部属于国有资产,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属于民间社团,根据有关法规,民间社团不能管理国有资产,所以必须变更主管主办单位。

虽然当局声称,《炎黄春秋》是属于国有的新闻出版单位,但1991年7月创刊以来,国家没有给过一分钱,没有给过一个编制,也没有提供过一寸办公场地。相反,在官方一再打压下,《炎黄春秋》经历了很多风浪,独立发展,以内容获得国内外读者的认可,实现了完全靠发行收入支撑运作。在近年纸媒发行量全面下跌,难以生存的情况下,《炎黄春秋》逆势生长,发行量保持上升趋势,2013年进入国家邮政总局全国报刊发行百强,2014年每期印量已接近20万份。

由于没有官方的编制和经费,《炎黄春秋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有相对独立权,这是编辑方针保持相对独立的重要保证。在《炎黄春秋》内部,也有一套相对民主的制度,包括用人、用钱、用稿。比如社内人事、财务等大事要由杂志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委会集体讨论决定,用稿要由编辑部集体讨论决定,社长和总编不能独断,也得服从民主原则,大事集体投票决定。编辑部内部也认同杂志是一个类似民国期间的“同人杂志”,大家志同道合,追求民主宪政的理想,所以在内部也要实践大家追求的理想。

这在中国大陆,应该别无二家。

换“婆家”强控制近两年 最高层终下决心大换血

近两年前官方强行给杂志安排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个“婆家”,引起杂志社的警觉。

2014年9月,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召开新闻出版总署、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(中编办)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、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四方联席会议,在《炎黄春秋》杂志社毫不知情的情况下,改变《炎黄春秋》的主管主办单位,并在一个星期内办完了变更手续。

为此,杂志社连续三次召开顾问、编委、重要作者、红二代参加的会议,试图抵制变更。由于官方口头承诺,主管主办单位变更后,杂志在人事、财务、发稿上仍享有原来的自主权,三次会议上,顾问、编委、重要作者的意见也不一致。

一部分人认为,变更即是官方为了加强控制,变更后杂志必难保持风格,所以必须强硬抵制,著名律师张思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,要求以80多岁的高龄担当杂志的律师,近百岁高龄的前毛泽东秘书李锐担任公民代理人,和官方打官司,如果官方强行要求变更,就主动宣布停刊;另一部分人认为,杂志还没到死的时候,不宜主动找死,所以不妨先变更,等以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,再宣布停刊也不迟,只要能办下去,还是要尽量保持阵地,以便能够发出改革派的理性声音。

这场风波持续了近三月,最终社长杜导正与官方达成妥协,接受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管主办。此后,官方控制随即加强,艺研院派分管副院长贾磊磊和一位科研处负责人参加审稿会议,随时可对某篇稿子提出意见。此前杂志社每年要召开顾问、编委、重要作者和支持者参加的春节联谊会,通常有200多人参加,济济一堂,会场满眼皆为白发。但主办主管单位变更后,这一传统即被打断,2015年的春节联谊会被官方阻挠而无法召开。

2015年4月,新任总编杨继绳退休前所在单位新华社出面,“劝”其不要在杂志社任职,杨继绳最终在2015年7月退出杂志社。 2016年元旦,官方直接派人到印刷厂,阻止开印带有新年献词的《炎黄春秋》,最终《炎黄春秋》第一次发行了没有新年献词的新年首刊。

2016年5月的第5期杂志,适值“文革”发动50周年,杂志原定安排多篇反思文革的文章,官方又要求撤稿,双方一度僵持,官方派人到印刷厂盯着,最终杂志社妥协,撤掉大部分稿件。本来每期杂志应在当月4日发行,上月底完成印制,但此期被拖到5月10日左右才得出刊,这在本人工作期间是从未有过的事。

《炎黄春秋》代表党内改革派,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,创刊至今25年,官方一直未下决心关停,是因影响太大,没人敢担政治责任和历史罪名。至此番人事大换血,可以看出官方是下了决心。官方还显然进行了精心布局,包括下令各媒体不得炒作。这种决心只能来自最顶层,艺研院作为主管主办单位,只是执行命令而已,不是能下决定者。

当然,官方并不想直接关停《炎黄春秋》,因为那样不够体面,而且可能会引发政治事件;通过人事调整,逐步完成对内容的控制,改造成官方希望的面目,应是官方既定的目标,应该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结果。在此意义上,《炎黄春秋》已被判处死刑,已绝无保持原来的办刊方针存活下去的可能。

25载春秋告终 改良道路走到尽头?

《炎黄春秋》创办至今,刚好历时25周年。这25年中,中国经历了三个时代:江时代、胡温时代、习时代。这三个时代,中共官方对媒体的控制手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。

江时代,尤其1992年邓小平南巡,发出“谁不支持改革谁就下台”的威胁,江之后全力推进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,与市场经济理论伴随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占据思想界主流。由于毛式左派反对市场经济,经常向中央上万言书,阻挠市场经济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TO),江曾下令封掉了两个极左杂志《中流》和《真理的追求》。在江时代,对媒体的控制比较宽松,一批市场化媒体顺势崛起,比如南方报系的《南方周末》和《南方都市报》。胡温时代,对新自由主义开始打击,但市场化媒体已经发展壮大,仍能占据主流,胡温个性较为温和,对媒体未下狠手。

但到了习时代,近年媒体哀鸿遍野,从2013年《南方周末》新年献词事件开始,就表现出以强力手段对付媒体的倾向,官方屡屡放言控制舆论是一场上甘岭战役,表现以战争思维来管控舆论。

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《求是》杂志2016年第9期公开的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,透露了习管理媒体的思维。习说:“我说过,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、黑色、灰色'三个地带'。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,一定要守住;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,要敢于亮剑,大大压缩其地盘;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,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。”其策略,可以简单归纳为“扶红,打黑,争灰”。这是中共历史上常见的划分敌、我、友三个阵营,分别对待的思维。近年中共官方管理媒体的思路,可以认为便是上述讲话的具体落实。

媒体管理部门既已得到“要敢于亮剑”的尚方宝剑,自然要亮剑。中国民间曾把最敢说话、最有看头的两家报刊《炎黄春秋》和《南方周末》,并称为“北炎黄,南南周”。一些企业家只订这“一报一刊”。 2013年《南方周末》被整治之后,《炎黄春秋》必在整肃之列,即便有习仲勋所题“《炎黄春秋》,办得不错”的所谓“丹书铁券”也没用。因此,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以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为手段,至近日强行进行人事大调整,都是符合逻辑的发展。

《炎黄春秋》的主张,代表了中共党内改革派、体制内自由派所主张的改良道路,代表中共党内和民间温和、理性、健康的力量,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,使中共由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执政党,以最小的社会代价,完成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。这种主张,能够避免通过“革命”方式变革社会带来大规模政治动荡,从而引起社会失控的风险和代价。这不仅是中国国内有识之士基于历史经验的普遍共识,应该也是全世界乐意看到的,毕竟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,失控带来混乱,对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情。

尽管上述主张过于理想化,未必能够实现,但《炎黄春秋》的存在,至少表明上述主张在中共党内还能被容许,还有一点微弱的希望。如果中共官方下决心扼杀《炎黄春秋》,那就意味着温和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无法走通,激进革命话语将成为社会认识的主流,中国各界精英的认识将会发生微妙的调整,这对中国未来走向到底意味着什么,还有待观察。

 

《炎黄春秋》杂志社“换血”风波

以敢言著称的改革派杂志《炎黄春秋》,7月11日刚刚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创刊25周年纪念文章,即陷入连串风波。7月14日,杂志社发表声明,称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在7月13日通知杂志社,该院与杂志社在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协议自动失效。这份协议约定,杂志社有人事任命权、财务自主权和发稿自主权。对于研究院的通知,杂志社表示不同意,并委托律师起诉研究院。声明还指,研究院派员进入编辑部,干扰正常工作,以至于无法保证第8期杂志出刊,杂志社面临绝境,呼吁各界关注。7月15日,杂志社再发出声明,称官方网站被人窃取、修改了后台密码,杂志社在官网的编辑权被夺去。而且从7月14日开始,中国艺术研究院派人进入编辑部,通宵达旦用餐住宿,造成秩序混乱和不安全隐患。以求实存真为价值、以治史鉴今为己任,而且有较强政治背景的《炎黄春秋》,一夜被“夺权”,面临断网停刊,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议论。

 

(责任编辑:admi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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